文化视角下的荣格心理学浅谈

卡尔·荣格常会让人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联系起来，包括他自己创立的“分析心理学”，他有几个概念，像无意识、象征、梦的分析，很容易就会让人认为这些是承袭了弗洛伊德的那套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于是，学院派们在介绍荣格心理学的时候，会习惯性地把荣格安置在精神分析的章节里，最多冠以“新精神分析”的名号。这是通常的做法，也是最普遍的思维习惯。

曾几何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以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像是一片大湖，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只是这湖水里的一支溪流，尽管后来发展地也充盈丰实，汇集成湖，但最终源头的地方却还是那片大湖——从无意识的地方流淌——那里有狂风骤雨般的原始力量，操控着个体今后的一切。过去的经历，特别是婴幼儿时期的“养育”，成了注定人一生的关键。精神分析很强调因果关系，认为现今的“问题”都是可以从过去的经历中寻找到原因的，而这些证据通常都是被“掩藏”在深处，只有靠治疗师才能“挖掘”出来。

但是，当你多读了几本荣格的著作后，就会发现，荣格的治疗思想与弗洛伊德的那套学说迥异的很，大概是他有着牧师家庭背景的缘故，便会显得尤为地神秘一些，甚而会觉得很玄，不那么友善、好懂。读他的著作也跟着晦涩高深了起来。不过，在那时总还是会有一些感觉的，就是有那么一点“似曾相识”的味道，至于是什么，又不是那么能说得清楚。这便是我之前对荣格及其学派的浅显认识。

直到后来，因为在“直面”工作的缘故，便有幸相遇了在美国富勒大学研究文化心理学的杜艾文教授（Prof. Alvin Dueck），他跟“直面”有着很深的情缘，跟“直面学派”的创始人王学富博士，也有着非凡的情谊，而基于这种关系最深邃的连接——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和人文情愫，那就是对荣格和他的心理学及其背后东西方文化的深切关照。杜艾文教授是研究“文化心理”的行家，在他看来，心理疗愈工作首先要尊重当事人所处的文化环境；而王学富博士也从他的“本土文化”着手，认为疗愈工作其实是当事人对自身旧的文化的一场“觉醒”和“更新”。二人所谓“不谋而合”，都强调“文化”在治疗中的作用，因而，“志趣相投”便能“惺惺相惜”，缔结深厚的友谊，这是难能而可贵的所在。

我有幸与杜艾文教授有过几次见面，缘因语言的问题，与他并没有贴己的交往，但是在他授课和陪同期间，通过观摩和体会，也是能深切地感受的到，作为一个文化长者的学识和谦和。就如同他那透露出来的，像一弯澄清湖水般的眼神，即深邃悠远又纯净无暇。还有他那浑身显现出的平静和安稳，这大约是他经年以来文化的沉积和经验的积累所致的缘故吧。当然，身为在美国文化背景下的他，偶尔也会不乏一点美式的幽默出来，让人觉得童真与可爱。遗憾的是，在国内杜艾文教授的名望，尤其是在普通的民众和心理学界，并不如他的学识和人品那么响亮，这是极不相称的地方。近来，国内才出版了一本他和另一位美国学者的合著《和平心理学》，尽管是从基督教心理着笔入手的，但是内容里也不时地融合了治疗过程中有关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的认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推荐者之一便是新晋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的韩布新教授。

这次，杜艾文教授到国内参会，虽只有短短数日，仍不遗余力抽出闲余，辗转前来直面讲解荣格心理学，并借以阐述东西方文化在心理学上的联系。于是乎，我开始学着从文化的视角去看待荣格和他的分析心理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虽不深谙，但也愿就自己的一点想法，做一点赘述，理一点头绪。

这里几次三番提及到“文化”一词，这就不免要对文化做一个定义，下一个判别。但是，当我们在谈论“文化”一词时，又常会有一些不一致的认为，每一个人似乎都会有一些看起来适合于己的描述。当然，误解最深的就是仅仅把“文化”等同于“知识”，显然“文化”的范畴被缩减和扭曲了。

要想真正了解“文化”的含义，我个人觉得需要从东西方的词源学上来入手，从中国古代来看，“文化”二字是分开来释义的，“文”本义指纹理，引申出装饰、文饰、文章和修养之意；而“化”原义有变易、生成、造化之说，其引申则为改造、教化、培育。二字连起来可以认为“文化”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相比较中国古代的文字，西方“文化”更侧重于“化”上，都强调“培养”和“教育”这方面。然而，对于社会或是一个群体来说，如果要想能教化他人，那么这个群体就必须要拥有群体所共有的属性，并且这个属性能对群体中的个体产生影响作用，而且还会借助于群体力量的强势，主动地把个体强行地卷入到这个属性当中，继续充当“文化”传播的“推手”。

然而，至于这些“共有的属性”指的是什么，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给出了较为明确的描述，他对文化的表述为：“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姑且，在这里所有提到的“文化”一词，都蕴含着以上的观点好了。

集体无意识的提出是荣格作为在精神分析领域内最重要的贡献，这也是他区别或者说是超越弗洛伊德理论最为明显的地方。弗洛伊德是一个临床的精神科医生，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创立主要来源于他多年来的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他是从一个又一个的个体患者中，搜寻到了神经症或精神疾病的根源，即个体的本能冲突被压抑到无意识里，由于本能的力量过于强大，不甘心一直栖息下去，于是便采取病症的方式，通过某种象征，曲线地表达了出来。弗洛伊德始终关心的是人类的个体心理世界，尽管他也会涉及到一点社会文化的因素，譬如他研究图腾与禁忌、爱情与性学、文学与艺术等，但是，他最终的落脚点仍还是要回到个体身上，他是想证明人类个体无意识的存在以及性本能压抑后的转化。因为，弗洛伊德注重个体，所以他很容易把他的理论思想推向还原论和决定论的线性思维当中去。

荣格是在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便开始逐步形成他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他注意到，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本能之上会存在一个先验的一般基础，即这些本能都是非个人的、先天的、普遍的。似乎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就具有的，并且能控制着个体今后的发展。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从更深、更广的角度去指明这些先验的部分是怎么得来的，关于这一点荣格就给出了更好地回答。他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也就是在“个体无意识”的深处还有更加一般的，属于整个人类共同部分的集体无意识。那集体无意识又是怎么来的呢？荣格这时就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给予了一定的解释，他指出，从远古时代起，集体无意识就通过所处的文化来与意识产生联系，并在意识中表现出来。如古希腊民众在生活中拜祭各种神庙，以寄往获得所祭主神的能力，去克服内心的胆怯、犹疑和无知。

然而，当工业革命兴起之后，理性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上风，科学方法进而替代了心灵的自由表达，象征形式和仪式活动越来越少，人类就倾向于以集体的方式投射出来。也就是说，理性思维下的人类已经不再容易直接地与集体无意识进行沟通，仿若是越来越失去联系了。在荣格看来，这也就是现代人越来越多罹患神经症的缘由。

原型与象征似乎是最容易把荣格心理学与文化牵扯在一块的，因为，他们都承载了很深的人类文化在其中。先说起原型，荣格的原型理论是基于集体无意识的运作而提出的。集体无意识被看作是一个层次，一种状态，它需要有一个动能使其运转起来，于是，荣格就提出了原型概念。这类似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本能”说，都是一种能量，驱使着人朝着某一个方向行动，并且是在无意识下的，不能被人所意识到。不过，二者也是有区别的，“本能”是个体内部产生的能量，更多的具有生物性特征；而原型是来自人类集体文化的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具有文化和社会属性，因此，它往往会有具体的形象或是事件，并且种类多样。

荣格曾描述过几类有关原型的范例：原型事件（如生、死、与父母分离、接受教育、结婚等）、原型形象（如母亲、孩子、父亲、上帝、小丑、英雄、智慧老人等）、原型象征（如太阳、月亮、水、曼陀罗、十字架、鱼、马、蛇等）以及原型母题（如天启、大洪水、创世、招魂之旅等）。

对照这些具体的原型范例，可以看出这些皆是出于人类最原始的共同经验的沉积。在我看来，这就像是铺陈开来的煤矿，从地表一层又一层地随着时间的流过慢慢地沉积了下来，最终埋藏在了地底的最深处，便也就成为了集体无意识的部分。而这些共同的经验，其实后来是形成了文化的部分，通过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延续下去。同时，又基于人类有着共同的物种起源，拥有共同的祖先，享有最原始的朴素文化，因此，在集体无意识的最底层里就必然存在着人类共同的、普遍的原型内容，比如生与死、日月与星辰、父母与小孩等等，这些范例在所有人类心底都能接触的到，并且显然已经超越了不同文化的隔阂。

这些在所有人类精神世界里都是会被深深触及到的最基本的原型范例，尽管后来人类的发展历史不断扩宽，生活区域不断延伸，个体所经历到的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差别，但是，人类精神领域最底层的保留，却一直跟随着人类进化的基因传承到了现在。这就是荣格所谈的集体无意识的部分，它是非理性的部分，充溢着是无秩序的混乱与躁动。这部分在人类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中是活跃的、自在的，直到近代历史时期，理性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后，要求科学性、实验性、逻辑性的学术精神统领了人类进程和发展，非理性层面的部分被强势地打压，不得不退缩回去，隐匿下来。因此，近代以后，人类普遍地在丧失与人类最原始、最本初、最根源的，甚至是在秘洞里的那部分，这本应也是要与人类个体意识相通的。在荣格看来，因为个体与自身原型的部分失去了联系，以至于与集体无意识不能相通，所以便会形成神经症或是精神病的症状。

目前，我所知晓的是弗洛伊德好像并没有提及过原型的概念，或者说没有更多地予以阐释。但是他会经常使用“象征”，特别是在他梦的工作里，他把象征当作是一把解开无意识大门的钥匙，通过对象征事物的再认与解释，以便达致个体的意识化。这样看来，弗洛伊德更多的是从功能性的角度看待象征的，他期望每个象征都能有所特指，如同英文单词都能对应着有一个中文的解释，这是已经预设好的，譬如蛇通常被看作是男性的生殖器官，而空旷的房屋又被认为是具有女性的特征。这在弗洛伊德当时所处的维多利亚文化里，这种指代符合了一定数量人的心理需求，然而到了“二战”后，人的内心需求的转变，文化的变更，使得弗洛伊德过去的有关“性压抑””的学说观念越发地站不住脚了。这也是他的得意门生一再出离他的院墙，另立门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像阿德勒、荣格一样的。

大概荣格是承接了弗洛伊德有关“象征”的说法，而他也是特别看重象征的，因为，他认为：自性（Self）必然通过象征表现出来，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其表现。但是荣格的象征又与弗洛伊德的有所不同，荣格所言及的象征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的，更具独特性和差异性。比如，同样是解梦，梦里出现了蛇这个意象，弗洛伊德就会单纯地往“性”方面去考量，这是一种由此及彼的线性思维；而荣格的解梦会打破这种线性思维，会就一些文化向提供梦的人做一些询问，他想知道的是，同样是蛇这个意象，在他的文化语境里，是代表着什么含义。这其实是多样性、发散性的。在西方《圣经》里关于蛇，大体是充满诱惑和邪恶的象征。在希腊神话里，蛇也是被当作丑陋、恐怖，不受人欢迎的角色出现的。东方的故事里，对蛇的感情却是复杂的，“抟土造人”的女娲下半身就是蛇的造型，这似乎包含着原始人类对神秘力量的尊崇；而刘邦“斩蛇起义”，蛇被化作为帝身，借此宣示了“君权神授”，而蛇又被当作天上龙的替身，意味着权力和隐藏的力量；当然，最为中国百姓熟知的就是“白蛇传”的故事，尤其是影视作品的再加工后的演绎，蛇又被有了报恩和凄美爱情的美丽意境。因此，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其象征物的内涵的不同，荣格就会针对提供梦的人对做梦内容的描述，给出适合于他的特定的象征内涵，然后便能找出他的原型内容，并让自我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部分相通，进而治愈人的症状。

另外要说的是“象征”的英文单词symbol，也有“符号”的意思，也就是说，荣格所说的原型象征并不仅是指具体的事物，它也包括更多的具有文化的符号和图案。如他最令人啧啧称道的“曼陀罗”，就是包容着许多符号特征的图形。后来，荣格接受了卫礼贤带去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汉字有过一定的研究，而且在他的一些重要场所的石碑上，就刻有了中国汉字或是他自创的一些文字图案，这些其实也是一种符号。在每一个中国汉字的背后，都寓含着一定的文化深意，这正是荣格感兴趣的地方，也是他对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的缘故。

杜艾文教授从他文化心理学的领域讲解荣格心理学，他是喜爱着荣格的，言谈举止中无不在透露着对荣格灵性的部分和非理性思想的推崇。如他曾跟王学富博士说起，他想要删除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研读博士的经历，这自然不是说斯坦福大学不好，也不是他出于自身的傲慢，他的意思是更希望自己科学思维的部分能够减弱些，而非理性、直觉的部分能够更充盈些。可见，这种观念很符合荣格的理念，荣格曾经就《易经》卦象联想起苏格拉底，说其内在精灵曾劝他说：“你应该多些音乐。”于是，苏格拉底开始演习长笛。同样，杜艾文教授也谈起，他在年事已高之际，又重新拾起年少时拉奏过的小提琴，尽管拉起来的声音“吱吱呀呀”非常难听，但他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认为这可以与他过去的经验相接通。

学习心理学的人，常会孜孜不倦地追逐着国外的思想和理论，就像我们在苦苦地钻研荣格的学派，熟不知荣格心理学的理念却深深地源自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这正是“临渊”而“羡鱼”了。杜艾文教授在讲解荣格心理学时，曾几次三番地提醒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的确也是这样的，荣格相识了德国的汉学大师、儒家信仰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荣格从卫礼贤那里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毕其一生沉醉于其中。我们可以从他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窥出端倪来：

荣格的“对立组合”概念暗合着儒家“中正”、“中庸”的思想；其“自性”和“完整性”又隐约着对儒家之“仁”做了更好的诠释；而“共时性”的提出缘于对《易经》的深刻感悟；《金花的秘密》里的“炼金之术”又取自道家的炼丹之法；阴阳调和、物极必反深谙《老子》的观念；还有他最为著名的“曼陀罗”图形，更是亲受自中国藏传佛教的启迪。由此可见，荣格的心理学其核心理念，与其说是西方的学术理论的推导，不如说是东方的文化思想的延续。

正所谓，荣格心理学为东西方文化架起了一座桥梁，或许有朝一日，人类的文化可以达成“自性”般的“整合”，这又是未尝可知的事情了……